深创投离职潮：高管没有股权 每年净利8%给员工未兑现
深创投总裁李万寿的离职传闻终于在五一假期之后尘埃落定。
据深创投内部人士透露，在深创投
从1999年创立至今，深创投历经三任最重要的高层离职：阚治东、陈玮和李万寿。如果说阚治东的离职还是出于个人原因，因为彼时政府官员对于经营介入较少;而陈玮离职，则可直接归结于体制的瓶颈。因为，从2004年开始，深创投风向发生改变，早前的体制机制优越性已日渐残弱。
国企PE的激励难题同样空穴来风。“包括李万寿在内的公司管理层都没有任何股权，而高管任免更都是由深圳市国资委说了算。”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“靳海涛也可能两年后就会离开深创投，他已经59周岁，马上就必须退休了。”
如今，李万寿的黯然离场，给包括深创投、达晨等体制内PE带来了思考是：如何在竞争激烈、风云突变的PE行业激发高管团队的积极主动性，创造更好的业绩，并捍卫这既有的来之不易的行业地位?
深创投高管离职潮
“李万寿走大家不意外，深圳这边传了好久，说(深圳)国资委要安排他去深圳高新投当总经理，那肯定是不如在深创投这边。但这次我听说他是主动离职的。”
深圳一位PE界人士告诉记者。
据深创投员工林翰(化名)透露，
记者就此事联系孙东升，他以“现在还没确定”为由，回绝了采访。
林翰声称，他也听说过李万寿将去深圳创新投(全称“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”)任职。“高新投比我们级别低，有高新投总经理到我们这来，是做副总的。”
坊间流传，深创投总裁李万寿将任中山大学股权投资研究中心主任。实际上，李万寿2011年就开始兼任这一职位。故，如果此说属实，表明李万寿是在下家未定的情况下，突然离开深创投。
记者也曾短信李万寿，他也回绝了采访。
靳海涛是深创投第一任专职董事长，2004年之前的三任董事长王穗明、李黑虎、孙俊平，为大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高管兼任，他们更接近于是政府官员，平时并不去深创投上班。
所以，在2004年以前，深创投一直是总经理主导制;李万寿2004年上任之时，深创投处于危机之中，李万寿是深圳市政府派过去“救火”的。李万寿赴任后，深创投变成董事长主导制。
故，虽然深创投历史上董事长、总经理人选变动颇为频繁，但实际上，深创投前后共有三位主要负责人：原总经理阚治东(1999-2002年)、原总经理陈玮(2002-2004年)、靳海涛(2004年至今)。
阚治东曾在书中写到，他离开深创投赴任南方证券总裁，是因为他有很深的“证券情怀”;而陈玮离开时，公开宣称是“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”，陈玮离开时带走了程厚博等七八位高管。
而现任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而言，也存在着两年之后面临离职的可能性，而靳的离职，则主要是受到国有企业高管退休年龄的硬约束。
和时年50岁的李万寿不同，靳海涛出生于1954年2月，现在是59周岁。深创投的董事长是三年一次换届，上次换届是2012年，他当选时已经是58周岁。
据接近靳海涛人士指出：“他去年当选，已经是深圳国资委为他破例。一般来说，深圳国企到58岁就要退居二线，免得在任上超过60岁。不要说在深圳，连在全国，国企老总都没有超过60岁还没退休。所以，很可能下次换届时，他就得退休。”
靳海涛是恋栈的。他试图抗争这一局面。从2010年开始，深创投的高管，就曾跟深圳国资委多次谈判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，高管希望持有部分股权。深创投高管谈了多次，前后持续两年多，深圳国资委为此走访了深圳、上海等地多家PE机构，了解这些的股权激励机制，却最终不肯许给这些高管“一个未来”。
前述接近靳海涛人士、一位人民币PE基金合伙人，都向记者确认：深创投高管都没有股权;深创投目前的激励机制，以项目为主，一个被投项目退出套现后，项目团队一共可以分得项目净利润的2%：即如果一个项目投入1000万，最终以4000万退出，则这个项目团队可以分到60万。项目团队内部的分配，则根据投资时约定的比例分。此外，深创投允许项目团队用自己的钱跟投。
他们强调：此前报道的“深创投将每年净利润的8%分给员工”并没兑现，能确定的激励是项目利润的2%。所以，深创投的“诸侯”们，如华北大区总经理刘纲，负责投项目，可以与项目团队从2%中分奖金。但董事长靳海涛、原总经理李万寿、其他总部高管，反而没有这些激励，“不过他们的工资挺高的。”
前述接近靳海涛人士分析，深圳国资委不肯给深创投高管股权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深创投现在做得好，资产规模庞大，政府不会轻易给。靳总的位置，很多人等着，这到底还是个好职位。”
前述人民币基金合伙人认为，如果两年之后靳海涛离职，可能会对深创投有很不好的影响，“靳海涛虽然没有公司的股权激励，但他非常有激情，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工作。深创投是分公司去看项目，放到总部上投委会，如果不是靳海涛懂业务，又那么努力的管着整个盘子;换个人来当老总，可能深创投就会变得平庸了。”
“跛足”深创投的商业模式
深创投的激励机制，与PE基金的通行做法大不相同。
国外成熟的PE基金中，管理人GP团队，按“2+20”的规则拿管理费，即每年2%的管理费，支付日常运作费;基金到期后，业绩达到实现的约定，则可以从整个基金的利润中分走20%(即“carry”)。GP团队共同持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份，出资人LP平时不得随意干涉GP团队的投资行为。
这样的机制设定，就是为了将GP管理人的利益，紧紧地跟LP出资人绑在一起，让GP管理人最大化的为整个基金的利益考虑，最大化LP出资人的利益，避免道德风险，投到他认为能获得最好回报的项目。
本质上，一家PE基金，就是一群有能力的“人”的集合，LP出资人投一只基金，就是选择投资这只基金的GP管理人。所以，激励机制如此薄弱的深创投，某种程度上是“跛足”的。
那么，为何深创投还能跻身本土PE机构中的第一梯队?
一家知名PE机构合伙人私下分析：“深创投跟各地政府的关系很深，它们旗下的分公司，很多募资时就开始拿政府引导基金，这决定了它的项目源充足，它们的渠道能覆盖大部分优质项目;地方分公司负责人中不乏优秀的，他们懂投资，自然能屡屡投到优质项目。但他们跟地方政府关系太近，也可能投地方政府希望它们投，而实际上没那么好的项目。”
国内PE机构，目前在评价各PE机构优劣时，最为常见的指标，就是某只基金、某个人，退出哪些项目，换言之，就是“你投的什么项目上市了”。深创投投资的项目很多，所以有很高概率投到项目。深创投的激励机制中，对员工是“项目驱动”型，且深创投的项目覆盖能力，足以保障其投到一些优秀的项目。但深创投各分公司的具体回报如何，则不得而知。
有深创投内部人士私下向记者承认，深创投京沪深这些创投发达的地区，分公司的业绩颇好;但其他非发达地区，分公司的业绩就弱一些。
前述接近靳海涛人士指出，到了PE全行业过冬的今天，深创投的激励机制问题更会被搁置。“以前员工会不满只有2%的激励，但现在整个行业都不好，这种不满就淡了。”
激励机制：国有PE难题
前文所述“2+20”的管理费用，在人民币PE基金中，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，而被认为是行业惯例。
但是，一切非基金的PE机构中，这就不是惯例。所谓PE基金，其最重要的组成是GP管理人和LP出资人，是GP向LP募资，然后组成一只基金;基金如何运作、给多少管理费，都是GP和LP在签订合约时就已约定好。
而非基金的PE机构，出资人往往是一个大公司，有一笔钱需要进行PE投资，这笔钱可以全是它们自有，也可以是部分自有，然后他们找到一个团队，或者专门成立一家公司，来管理这笔钱。典型如券商直投子公司，就是一个PE机构，但不是PE基金。在这样的公司里，出资人和管理人，不是平等的关系，而是上下级关系。所以，管理人的投资决策更不自主，拿到的报酬也更少。
由于中国有很多的国有公司，都设立，或参与管理了PE机构，所以中国的国有PE的激励机制问题，更显得不是个例，而是通行问题。
去年，券商被获准募集直投子基金，多家券商直投老总接受采访时，都曾提过，团队可以有市场化一些的激励。
而与深创投同处深圳、同为国有体制，也同列本土PE机构第一梯队的达晨创投，或能给深创投起到最大的借鉴意义。
一年前的清明假期，达晨创投合伙人晏小平离职，跳槽去鼎晖创投。当时业界传闻，鼎晖创投开出5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，晏小平为此放弃了他在达晨创投投资多个项目未来将获得的分成。
达晨创投的机制与深创投不太一样，它们2008年以后成立的基金，都是合伙制基金，按照通行的“2+20”来拿管理费用。
但是，公开资料显示，达晨创投管理公司的股权，却不是其GP管理团队持有100%，而是大部分由达晨创投母公司电广传媒(000917,股吧)持有，刘昼、肖冰、邵红霞等合伙人加起来，不过持有管理公司25%的股权。
如果GP管理人基金到期后，进行利润分成时，严格按照管理公司的股权比例分，则意味着达晨创投的团队只能分到5%的carry，而纯市场化基金的GP管理人可以分到20%。
但鼎晖创投，是严格的按照“2+20”原则来进行利润分成。
后来，据接近达晨创投的人士私下告诉记者，达晨创投团队在分carry时，并不绝对按照管理公司的股权比例来分，但的确也拿不到20%;此外，晏小平的离开，确实跟他在达晨创投分到的carry太低有关。
达晨创投一位合伙人私下说，“国有企业的制度摆在那，我们不可能像市场化PE基金一样，目前的局面我挺满意。至少我是股东，不会有退休这个事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