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，对于14岁的深创投（全称“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”）来说，并不轻松。作为最主要的退出变现渠道——IPO一直停滞不前、募资不易、投资受阻……PE全行业低迷，深创投未能幸免。

    已近花甲之年的深创投“掌门人”靳海涛自然承受着巨大压力。自2004年起，靳海涛担任深创投董事长，迄今执掌这家中国本土创投机构“领头羊”已经十年。

    谈到目前形势下的创投对策，靳海涛说：首先要做好项目管理和服务，70%的精力做服务，30%的精力做投资。投资时，加强精品投资，加强初创期项目投资，也重视权宜之计：如PIPE投资、为并购所进行的投资等。同时，深创投将向综合性投资财团方向进军，陆续推出科技工业地产基金、公募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节能环保运营基金、并购基金和大型母基金等。

    在本土基金全行业募资难之际，“募集美元”成为很多本土PE管理团队的应对之策。达晨创投、昆吾九鼎已经在这一领域先行一步。

    但据深创投内部人士透露，深创投虽然曾经管理过美元且有退出项目，但近年来试图募集美元时却并不顺利，原因就是体制问题。“外资LP会担心，募资团队能一直稳定吗？高管是政府任命，这点上来说，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；另外高管没有股权的激励，能跟LP的利益保持一致吗？他们不相信有雷锋。”那么，深创投会因此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吗？

    熟悉深创投的人士分析：看起来，深创投有一定制度优势：多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金，这些基金推荐项目，总部来进行投资决策和风控，且有对投资团队的激励和强制跟投的约束，让总部对分公司既有激励又有控制，似乎不像其他PE基金一样依赖个人。但是，这样一个全国铺开的公司，需要高管既要懂业务，又能有效地控制分公司，否则深创投会变得平庸，或变成散沙。因此，高管的稳定，对于深创投依然很重要。

    在深创投内部、深创投与LP之间投资收益如何分配？公司的强制跟投制度具体如何？深创投如何调整其全国布局战略？制度曾将深创投多次推上业内各大本土VC排行榜的榜首，今后它还能让深创投保持领先吗？

    8月22日，本报记者就一系列相关问题独家专访靳海涛。

    制度障碍渐入佳境？

    体制、机制曾是深创投创新发展的最大阻力，如今在美元基金的募资过程中，又成为外资LP最大的疑虑。靳海涛执掌深创投期间，在体制、机制方面，有哪些改善？又有哪些不足？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靳总，听说深创投的投资团队可以分到项目净收益的2%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投资团队是做一个项目的项目组，不能少于2个人，也可能5个人、7个人投一个项目。他们可以拿项目净收益的2%。净收益就是这个项目退出变现后的金额，减掉投资额，减去一定的资金成本，再扣掉投资经理自己的工资和费用。投资团队在投资时，就已经确定了日后分红的比例。

    另外，我来后规定投资团队强制性个人跟投总投资额的1%。就是未来拿2%收益的团队。投资金额特别大的我设个上限，早期项目跟投金额可以减半，风险大嘛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那投资团队没有钱怎么办？

    靳海涛：那我不管，你找钱去。曾经有个员工，说“靳总，我跟投不了。我家是老婆掌握财政大权，我老婆不让我跟投，怎么办？”我说你只有两个办法，“要么离婚要么离职”。我这制度不能破坏。后来他也跟投了。现在就没问题了，大家之前跟投了拿到收益，现在慢慢循环投资起来。

    这个做法跟外资基金不同，外资基金不管是附带式基金也好，合伙人跟投也好，他们实际上是用管理费跟投，基金管理公司提取了管理费，有部分花掉，有部分不花就拿来跟投。本质上他们是用LP（出资人）出的钱跟投。我们现在用的是自己的钱。这个理念是这样的：你让公司投，你让投资人投，你自己敢不敢投？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除了投资团队跟投，其他人要跟投吗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投资经理必须强制跟投，别人可以选择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公司所有高管，强制性跟投所有公司投的项目。高管就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：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书记、四个副总一共七个人。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风险，一帮人管着一大笔钱，风险很大，诱惑很大，要有系列风险防范制度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深创投是不是都提取8%的carry（利益分成）？这个比例低于通行的二八分成，即基金管理人得20%。另外，有一种说法，深创投员工的基本工资是不高的。

    靳海涛：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carry、我们的业绩分成是2+8，“2”是项目净收益的2%，这是投资团队拿的，一个公司一年退很多项目，项目的投资团队可能不同，但都有投资团队拿走2%；“8”是深创投一年利润的8%，这是给员工发绩效工资的，全公司员工按照事先的考评体系来分，这个会都分掉。

    固定工资是另外的，不在这8%之中。这一块是不高。

    全国网络战略得失

    当包括达晨、九鼎在内的PE机构都在谋求全国网络布局时，深创投也加速与各地地方引导基金的合作，但当九鼎开始反思曾经的激进扩张战略时，深创投过去几年的全国性扩张又有哪些得失？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有同行认为，深创投跟地方引导基金合作的机制，确保深创投的项目来源，投资团队拿2%的制度保证深创投有一定的明星项目。但正因为跟地方政府关系太近，也会投出一些不那么好的项目，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在2005年中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，判断中国创投的春天来了，当时进行几个战略调整，其中之一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网络。

美国的创新企业比较集中，我国的创新是四处开花，所以要有全国网络。

    最终，我选了和政府建立引导基金，进行全国网络布局。第一个好处是地方政府会给你推荐项目；第二个好处是，跟地方政府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关系，可以给被投资企业做更好的服务。在中国办企业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。深创投是个深圳的公司，现在变成全国的公司，管了近60个政府引导基金，各地都有我们的团队。

    我们有的政府引导基金回报非常好，有的差一点。这个差别，跟政府引导基金没关系，政府不干预不审批投资项目，是我们选项目、投项目的问题。跟所有创投基金都一样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地方引导基金的人，或者地方政府不会影响深创投地方团队的投资决策吗？比如当地政府可能会偏好投一些比较创新，但商业回报未必很好的项目。

    靳海涛：政府引导基金有一定的引导的意图，比如它们希望这支基金主要投资当地的项目，希望投资新兴行业。我们本来就不投传统企业。同时，这些基金以投资当地企业为主，又正好避开利益冲突。

    国外有很多成熟的机构投资者，所以基金规模可以募集得很大，一般是一只基金投资得差不多了，才开始募集下一只基金。中国投资人的出资额小很多，如果希望多管理一些基金，只能做平行基金；不同的平行基金背后是不同的投资者，这样容易有利益冲突。

    我们和地方引导基金合作，南京基金投南京公司为主，苏州基金投苏州公司为主。北京基金投北京为主，通过地域区分的方式，正好既解决了募集一个大基金的困难，又避免了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问题。

    政府引导基金在满足政府的引导意图后，地方政府要把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进行一定让渡，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让渡方式，这样我们设置了特殊的游戏规则：政府引导基金部分和其他商业运作部分不一样，有的有优先和劣后的区别 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。从深创投最终退出的项目来看，还是北京、上海、广东这些区域退出的项目多，那其他地方的基金回报是不是没那么理想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们扩张时有占地盘的考虑，碰到地方政府特别热情的就建了基金，成立后发现可能选的地方不是特别好。这个是有的，我们就逐渐调整，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转移。现在我们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基金数量多，团队人员多；经济弱一些的地方，基金数量少，团队也少。 比如西北地区，除了西安还不错外，其他地方的项目比较少，我们整个西北地区就三四个人，也管了好几个基金，但其跟东部的基金规模肯定不能比。

    有些地方基金建了后，发现那个地方的项目比较少，就把规模缩小，其实本来规模就小。比如，有的基金我就把基金的规模从5000万缩小到3000万，然后投资速度减慢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业内会有人觉得深创投各地团队的实力不一样，结果是深创投既有明星项目，也有一些大家认为差劲的项目。甚至我接触过深创投的其他员工，他们也同意这个说法。您怎么看？

    靳海涛：这个没有办法。全国网络本身没问题，而是人参差不齐，有的人水平高有的水平低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哪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好中差，你们21所有记者水平都一样？你们水平差点就开除，只留水平好的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上不可能这样做。什么单位都有好的中的差的。有人做得不好就换个位置。

    未来战略：打造综合性投资财团？

    当涉足全资产管理成为众多PE机构的抗周期战略时，深创投也已在公募基金领域创造颇为可观的业绩；与其他PE一样，深创投也有着“中国凯雷”、“中国黑石”梦，并已经将设立母基金FOF、新兴科技地产基金等提上日程，也意味着深创投将面临更全面的竞争。但当下的机制，又如何保证其未来的竞争优势？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IPO暂停了一段时间，业内很多人都在寻求其他退出渠道，比如并购退出，比如转让项目。我听说深创投卖了不少项目，是这样吗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们以前也卖项目，IPO开闸时也不是所有项目都能退出。这两年随着我们投资项目的增多，转让的项目也比较多。我们也在做并购退出，也有一些项目是企业家回购。

    但是，IPO还是最主要的退出渠道。如果有一天，IPO不再是主流退出渠道，那么就是这个行业往下走的标志。IPO退出的回报，肯定比并购退出的回报高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有一种观点是，现在实业和资本市场都不好的时候，反而是投资的好时机，因为现在项目相对便宜，经济不好的时候更能看出什么是优秀的公司；投了几年后正赶上未来资本市场回暖就有好的退出。您认同吗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在2008年、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机后是这个观点，“退潮方见谁裸泳” ，而且当时我们已经投的项目少。

    但今明两年，我们会减慢投资，而是管理好我们已经投的项目。我们已经投了近500个项目，除了已经退出的项目，其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，有的增速下滑，有的甚至利润下滑；再加上IPO现在还有几百家企业在排队，那这些企业离IPO的时间就拉长了。

    大方向上说，第一个我要管理已投项目；第二我要精品投资，加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项目、门槛高的、前景广的高科技项目、节能环保项目、高端服务业和消费品项目；第三我要多投早期项目，早期项目成本比较低时间也不较长，停着对它影响不大。

    第四要做一些权宜投资，给这两年带来现金流。具体就是做PIPE投资，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。以投资我们以前投过的企业为主，这些企业是看着它长大的，比二级市场的人对它熟悉；同时也考虑参与其他公司的定向增发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深创投去年就投资了红塔红土基金，是第二大股东；成为PE、VC中唯一一个进军公募基金的，这是深创投未来转型的方向吗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们要转型为综合性投资财团，核心业务是创投，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创投。

    我现在准备自己成立一个公募基金，这个不是红塔红土。红塔红土是当时我们建公募的时候，证监会规定我们不能做第一大股东，我们只能做第二大股东。后来证监会放开了，我们有了申报的资格，我已经决定要申报。我来领取一个公募基金的管理牌照。深创投就要管理公募，投资二级市场。

    我们做公募基金的话，肯定主要投资中小板和创业板里面的，高科技类的股票，这是我们VC的专长。

    《21世纪》：您说“综合性投资财团”，那么除了公募基金，还会做其他的，比如私募证券基金、地产基金等吗？

    靳海涛：我们计划要做FOF（Fund of Fund，基金中的基金）；地产基金已经在筹备，是新兴科技地产基金，主要特色是产权换股权。

    有的地方政府会给我们地，我们可以先不开发，也可以建成产业园，以地或者产业园里的房产来入股，换取被投资企业的股权，有的被投资企业想要地，但地没那么好拿；有的企业需要钱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投钱。产业园也一定要卖掉一部分，不卖的话我的现金流转不过来，这就跟传统房地产相似了。

    私募证券基金也可以做，但不在近期的计划中。如果我们做了公募基金，再做专户理财，就相当于做私募证券基金了。

 本报记者 潘 沩 深圳报道
 实习记者 于文婕 上海报道
来源：二十一世纪网